书香银川
郭文斌|《记住乡愁》“进城了”


郭文斌

2021年元旦,《记住乡愁》第七季岳阳古城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创下了收视率0.49%、观众规模1764万的收视佳绩,为同时段全国纪录片收视率第一,足见观众对它的喜爱。

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记住乡愁》创下不少纪录,无论是体量还是受欢迎程度,都是鲜见的。前六季340集,观众达170亿人次。中宣部部长黄坤明赞誉它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接地气的精品力作”。进入北师大国培班课程,被不少学校和公益课堂作为教材,被一些心理诊所作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干预手段。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节目被写入“十三五”文学成就,被列入“十四五”文学规划。

蓦然回首,我已经在这个剧组度过了7年时光。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呢?在我看来,它是以电视方式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是从历史根基、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故事化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四个讲清楚”的生动回应,是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电视版的“四库全书”,是以电视方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时代文化的价值对接,从百姓日常层面为人类解决现代性问题做出探索。我在给《人民日报》的随笔中写到: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根本,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7年之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有意思的是,在我担任节目文字统筹的第二年,小儿子出生了。老年得子,实在舍不得离开,但是又觉得这档节目太重要了,就强忍着思念,投入到工作中。在我看来,《记住乡愁》的众多价值中,就有童蒙养正功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后来的家庭式热播,证明了这一点。

节目在成长,编导在成长,儿子也在成长。

剧组的同志大多数是年轻人,给他们讲传统文化确实比较困难。加上我是编外人员,所讲不能深、不能浅、不能急、不能缓,要非常恰当妥善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到故事里去,难度极大,要“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当初,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些“迂腐”,两年之后,编导们都说,从中受益了。让我感动的是,监制王峰、制片人王海涛、主编周密,都肯定了我对节目的贡献,也肯定了我对年轻编导成长的影响。

不懂历史做不了乡愁,不懂传统文化做不了乡愁,没有家国情怀做不了乡愁,没有国际视野做不了乡愁,没有公益精神做不了乡愁,没有文学修养做不了乡愁。监制王峰多次讲,乡愁编导尤其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吃透。渐渐的,一种不同于其他纪录片的乡愁体在编导心中成型,一些其他频道的纪录片高手,到了剧组会晕头转向,没有一年的熟悉,很难一下子进入这档节目的创作状态。

寻找故事的文化逻辑,成了“乡愁人”首先要练就的功夫。比如第七季嘉兴古城,编导首先就要讲清楚,“红船精神”为什么诞生在这里,“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和古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什么渊源关系。这样的节目做多了,当我再讲,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取得成功,而没有在德国,正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跟大同理想是一致的,编导们就很认同。就这样,《记住乡愁》像串珍珠一样把5000年的历史给串了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一贯性。到此,编导们自然就会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讲,“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以宁夏三集为例,讲讲在各省市推荐目录基础上遴选拍摄对象的过程。

宁夏因为鲜有适合节目古建形态的村镇,目前只拍了三集,依次为单家集、南长滩和将台堡。这三个村镇,如果严格按节目形态要求,是不达标的,但经我力荐,最终编导和制片人通过了选题。没想到拍出来效果非常好,特别是单家集回汉团结的故事把编导和审片领导看得直掉眼泪。踩点的时候,我们被村支书单正平的故事打动。一见面他就给我们讲汉族老乡非常感人的故事,采访汉族老乡时他们又讲回族老乡的感人故事,讲得特别自然真诚。作家的直觉告诉我,我们遇到了非常难得的大题材,但导演认为形态不达标,想放弃了。回县城的路上,我继续游说,从民族团结的角度,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终于打动了编导。第二天,我就带着编导再次进入单家集采访,终于通过了。

南长滩的规矩仪式对当今社会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当时采访非常不顺利。不知为何,村上最有发言权的拓校长对采访有种本能的抗拒,编导准备的采访提纲根本无法进行下去。我干脆绕开采访提纲,而是从亲情进入,当我问到他母亲的时候,他一下子把话匣子打开了。我捕捉到了一个细节,他家房子盖得很漂亮,但家具都是旧的。问他为什么。他说,所有的家具和物件都是按他母亲在世时的格局摆放的,这样,他就觉得母亲还在。由此切入,他就给我们讲了这个村子的历史。

将台堡镇除了拍摄红军会师等重大主题,还拍摄了两位返乡青年。他们在外打拼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回到家乡,在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难能可贵的是,谢宏义把红军会师纪念碑旁的一个村子买了下来,建书院,续文脉,教化一方。这无疑对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果没有一部分有识之士返乡,空巢空村的问题将很难解决。我随编导走过一些乡村,发现一些新农村建得比城里的房子还漂亮,但不少院门挂着大铜锁。如何让这些美丽乡村人气旺起来,将台堡镇这一期节目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由这三集节目,可见前期采访的不容易,也见编导政策水平、文史哲修养的重要,遗憾的是,由于精力有限,我不能随编导更多地到一线采访,只能在选题阶段,给予建议。接下来,制片人听取采访汇报,通过后,编导撰写选题报告,上选题会。选题会有四五位专家听汇报。如果结构不合理,主题不到位,故事设计不到位,都要打回去。大多选题,要上两三次选题会,少数要上四五次,还有一些,最终被否决了。事实上,选题文案已经是可操作拍摄台本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拍摄过程高效、经济。

第五季之后,选题难度明显加大,多位在第一至四季的优秀编导一下子捉襟见肘,因为从村镇到古街区古城,时空一下子扩展了很多倍,特别是到了古城,要在不到30分钟的节目里,讲清楚它的前世今生,难度可想而知。要让编导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吃透杭州、开封这些古城,找到五六位人物、故事,真如大海捞针,一出节目事实上就是一部电影,一部电影要拍出来需要准备多长时间,《记住乡愁》每年60集,相当于60部电影,一个电影团队有多少人,《记住乡愁》每出节目也就一位编导,两位摄像,不超过10个人,工作量超大。

片子剪成之后先在小组初审,小组初审通过之后才拿到专家组进行审片,几乎有一半片子要打回去修改。

到了第三年,编导团队基本上掌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时代文化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理解,制片人王海涛体谅我的家庭情况,让我从文字统筹渐渐向策划和撰稿过度,从微观向宏观过渡,让我在北京、银川两边跑。

我越做越觉得这出节目历史意义、现实意义的重大。我常常给编导们讲,如果把孔子和老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拍下来,在今天真是价值连城。《记住乡愁》是国宝。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我坚持了下来。

有人问,《记住乡愁》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力,我说,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王峰、王海涛、周密三人的亲密状态,那种和气真是少见。他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高度一致。7年来,我没有发现他们出现过价值观和方法论裂痕。我也常常看到他们在听选题和审片的时候,一阵窃窃私语,那肯定是心灵深处的一种默契和会意。有时,王峰也会像长辈一样校正一下王海涛的观点,王海涛常常是认账地一笑。但这种校正和认账,恰恰说明他们之间没有生分,没有客气,只有和谐。

喜欢听他们三人说选题、评节目。常想,如果录下来,将会是非常珍贵的电视档案,有时候,一出节目,他们会讲一节课。

7年中,安徽大学的刘伯山教授、传媒大学的沈皛教授、清华大学的彭林教授、曲阜师范大学的夏静教授,诗人张海龙先后以专家和撰稿人身份加盟团队,或者一年,或者两年,从他们的发言中,长了不少见识。

30分钟节目,坐在电视机前,会很快看完。但拍摄过程却是千辛万苦,需要二三百个镜头,每一个都要挪动机器,布置场景,甚至组织活动。

在拍天水古城的时候,我作为天水籍作家出镜。有一天,在八卦山上拍了8个小时,结束之后,我一屁股坐在山头再也不想起来,只想就此睡过去。站久了,只感觉腰都不存在了。我是空手配合,尚且如此,编导扛着重重的设备上山,找位置,其辛劳,可想而知。有时候为了拍落日,抓光线,根本顾不上吃饭。

不同于编导们,我一边参与节目创作,一边尝试把它应用化,通过我的手寄到全国应用性平台的光盘占了很大比例。比如经我牵线,剧组就给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宁夏司法厅等单位捐赠了大量图书、光盘,供他们研究和开发。

在海口电视台录制的52集《郭文斌解读弟子规》中,我引用了大量《记住乡愁》案例,随着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播出和学习强国的推送,受益人群逐渐扩大。

寻找安详小课堂、文明十二家等团队,每周一集,播放节目。北京易生康集团的刘广平到小课堂学习后,自愿向全国有联系的学习群发送节目,每天一集,常年不断,尤其让人感动的是,每一集,他都要写一篇观后感,一集不落。要写成这样一篇文章,至少要把节目观看三四遍。《黄河文学》编辑部的编辑李杨佳蓓把前四季每一集节目里的五个故事都挑出来命名,便与检索。这些应用性价值反馈,给编导以很大的激励,让编导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前瞻到它的济世功用。

我讲课时常常引用四川德胜村的故事。两青年打架,一个把另一个的眼睛打瞎了,肇事者逃逸,不想受伤者祁永兵不但没有计较,反而去帮肇事者的妈妈种庄稼。记者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心怀仇恨,他不快乐,我也不快乐,把仇恨忘掉,他快乐,我也快乐。这些年我用这个故事劝和了许多心怀抱怨的人,仇恨的人。这种乡愁故事和电影不一样,电影是虚构的,纪录片是可以作为论据使用的,而且是央视这种有公信力的媒体拍的纪录片。

广西有个罗凤村,每天早晨,大家在上工的时候,把要卖的菜拿到这个市场悬挂在树上,在旁边放一个收钱的袋子,把菜标明价格人就走了,需要买的人去把菜拿上,主动地把钱放在那个钱兜里面,也走人,就是说卖家和买家是不见面的。100年来,却从没有发生过谁多拿了菜,谁少给了钱的情况。它们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真实存在。我一直在讲一个观点:把《记住乡愁》认认真真地看完,那些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者他会找到信心,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会找到真实感,那种道德悲观主义者他会找到乐观,那些迷茫无助的人他会找到人生方向。我们可以想象当社会上每一个村落村镇,每一个商店社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就是大同社会吗?

应该说,节目进入第七季,杭州、开封、九江、高邮这些古城展开在编导面前,除了体量变大,难度变大,编导也进入疲劳期,该用的词都用完了,该用的结构也用完了,该用的方法论也用完了,怎么再上新台阶?我给制片人建议:一档节目如何变成国家的刚需、百姓的刚需、文化传承的刚需、人类走出困境的刚需,这既是坚守也是创新。就像我们再怎么创新还是要晒太阳,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吃大米,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喝水,再怎么创新还是要呼吸空气。最重要的是守正。

创新主要是在形式感上创新,在方法论上创新,而它的精神价值一定是守恒的,这也是《记住乡愁》和其他节目相比,能够持久性的被观众认可的原因。

在今天,无论是教育,还是文化,还是传媒,一定要走“社区推送”的道路,也即精准推送。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要想到和缘分内的受众精准对接。对于这部分观众,广告性传播意义不大,主要靠口耳相传,和受益性传播。把作品变成受众的刚需。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对基层,特别是对当代人的心灵到底发生了什么,心灵到底需要什么作出准确的诊断、判断、感知。所以要提高对社会的感受力、判断力,要知冷知热,用心体会当代人心中的坑洞和缺项。

多年的志愿者经历让我知道如何走进真正需要我们的受众中间去。我发现,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特别需要精准服务,比如建群,比如线下课堂,也特别需要服务者保持定力和耐力,一场接一场的不厌其烦反复讲一个观点,反复推送一部经典,用文火,把一锅馒头蒸熟。没有病的人是不会进药店的,没有饥饿感的人是不会进餐馆的。一出节目,一本杂志,一份报纸必须走刚需路线,就是带着问题意识,带着前瞻性,带着爱和情怀,精准推送。


来源:文艺报(2021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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