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灵有语
/王充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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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地处流光溢彩、堆金洒银的河套平原。贺兰山绵亘数百里,宛若一列壁立千仞的天然屏障,拦阻了西面蒙古高原的卷地风沙和凛冽寒流;东面是亿万斯年滔滔滚滚的黄河,连同开凿于一两千年前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为浩瀚无垠的田畴草野输送了充足的水源。所以,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
早在数千年前,祖国西北部的众多少数民族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游牧射猎。见诸史籍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贺兰山下主要游动着猃狁、羌、戎等部族;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羯等族活跃其间;隋唐两代,突厥、回鹘、吐蕃等族聚居于此;迨至两宋、辽金、西夏时期,这里在党项族的治下;元代则为蒙古族所领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联翩接踵地进入这个游牧民族的天堂,相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爝火,为建构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时序的推移,他们有的迁徙了,有的演化了,有的消亡了,像翱翔于万里晴空的成群结队的候鸟一般,呼啦啦地飞来,又急匆匆地逸去,许多重大活动,文字都没有记载下来,甚至皇皇正史上也尽付阙如。就中,以相对晚近一些的党项族建立的大夏国留下的历史遗迹较多。他们在近二百年时段里,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在都城和林峦佳处建起了金碧辉煌的楼台宫馆,还在贺兰山下选定五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为历代君王夜台长眠之地,营造了数百座金字塔形的陵墓。世事如棋,沧桑迭变。于今,当日的千般绮丽,万种豪华,都付与荒烟蔓草,只剩下一些萧条破败的枯冢,见证着往昔的繁荣。
我对贺兰山的关注,倒无关乎这些西夏王陵,而是肇因于早年记诵的一首著名的宋词。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遍布于贺兰山东麓多处山口,刻有数以万计的岩画,尤其是“贺兰山缺”的人面画最为精彩,堪称岩画艺术荟萃之地;否则,我这个憨直的少年,一定会急着嚷叫:“长车”可要换个地方“踏破”呀!
近日听说,公务员考试有一道试题:“历史与文化的记载靠什么?”答案为:“文字与建筑是两条并行的主线。”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建筑是直观的,比如万里长城与帝王陵寢都是举目可见的;而刻写在竹简、甲骨、金石、丝帛、皮革、纸张上的文字,则是抽象的,具有符号性质。既曰主线,必然还有辅线,其中应该包括语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说书讲古、里巷轶闻等口头传承方式;再就是被称为“人类早期艺术的活化石”“古代游牧民族形象的史书”,形成于混沌初开时期的岩画,同样不应忽视,而且它还独具特色。
历史,亦即人类的活动史,是一次性的, 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不再以当下为条件的。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其活动场景、般般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进行文本化处理,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而岩画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当事人亲手制作的,无论其为写实造型,还是采取象征寓意风格,抑或是运用抽象符号手法,所展现的都是当时当地的情景。
岩画的制作,需要精巧的构思、娴熟的技艺。专家分析认为,岩画大多出自猎人之手,有一些可能还有巫师的参与策划。作为远古先民创造性的自我表述形式,岩画不仅形象地记录了族群自狩猎时代经原始部落到驻牧定居生存方式的连续性进程,而且,折射出古代人群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意识、向往追求等精神信息。
此刻,当我们面对这些“粤自盘古,生于太荒”的远古游牧时代的文化遗存,人类史前时期的艺术珍品,想到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又怎能不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为之惊奇、为之庆幸、为之振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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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面对黄河,山势巍峨,空间闳阔。进入山口,举目望去,但见沟谷两侧的石壁上,随处凿刻着一幅幅形象奇异、耐人寻味的人面像。
其中最为醒目的是那幅闻名遐迩、被封为“镇山之宝”的太阳神像。原始先民把人丁的繁衍、畜群的兴旺、水草的丰茂,统统归功于上天的恩典、神灵的赐福。出于由衷地感戴,他们对于心目中的图腾以及各种崇拜对象,都要画影图形,加以膜拜。那么,最为感恩、敬仰的,无疑就是天天露面、朗照人寰的日轮了。于是,便在岩石上绘制、凿刻出太阳的形象,并将其人格化,然后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拜祭。鉴于太阳起自东方,光芒四射,形象浑圆,画像便也面朝正东,头上刻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滚圆形;双眼重环,睫毛耸动;鼻子、嘴巴连接成半圆形。整个面部神情威严、峻烈,令人心生敬畏。太阳是高悬天上的,画像也刻在四十多米的高处,充分显现其应有的尊严。
与这种特写式的岩刻头像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还看到一幅蕴含复杂、赋形奇特的画面: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刻着一只低头的山羊和一只前腿下跪的牦牛,右边手印的上下方各刻有一个人面像。两只手印的中间站着一个双臂扬起的人,上面的显著位置刻有一个环眼圆睁的桃形人面像。画图十分生动有趣,可是,它所彰显的内容是什么呢?端详了半晌也不得其解。经过请教陪同的专家,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一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件——以岩画形式确认古代两个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手印象征着权力。左边那个部落已为右边部落所征服,随之它的人口与牲畜也全部划归右方部落所有。桃形人面像象征着神祇。有神、人共鉴,石画为凭,这份契约自然具备了无可置疑的效力。
在向阳的山崖斜坡上,还有一幅凿刻得很精致的射猎图。画面上,一个人正在弯弓射猎,七只硕壮的山羊惊惶逃窜,其中五只向东奔跑,两只向西逃逸,而猎犬却回头伫望着主人。猎人形象凿刻得很小,表明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羊群较远。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运用透视关系来进行构图处理。画幅也揭示出,在远古时代,水草丰美的银川平原就已成为各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劳动创造、游牧狩猎的理想乐园,也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繁殖、栖止之所在。
这组游牧风情画也很是壮观、气派。牦牛、骆驼、花斑马、梅花鹿、北山羊散放在原野里,有的在欢乐地角抵、奔逐,有的静静地低头吃草,有的在悠然闲卧。旁边站着一个牧人,顶上的头发盘结起来,腰间斜插着一根木棍,胯下拖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身后跟随着一只猎犬,懒洋洋地呆望着主人。画图的右边,聚集着一队歌舞腾欢的人群,男人头上有的装饰着兽角,有的斜插着羽毛,有的戴着尖顶或圆顶的帽子;女性则长发下垂,也有绾着发髻、装着头饰的。场上,翩翩的舞影,忘情的啸歌,衬着多姿多彩的穿戴和装饰,渲染出原始艺术粗犷、质朴、率真的特色。
陶醉于浓郁的生活气息之中,此刻,我竟然产生了幻觉,仿佛化身其间,成了欢乐人群中的一员,也跟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情尽兴,和先民们一起发出欢腾的吼声。丛林掩映中,一些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蹿跃其间。一队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的人群,正在咿唔呼啸着追奔射猎。回望山崖,发现那里还有几个人在紧张地劳作着,他们手持石刀、铁錾,或凿或刻,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各种人面和动物的图像……
我正在忘情地观赏着这一切,不料,稍微一愣神,忽然发觉山崖上的人形已经淡出、隐没了,逐渐地幻化成山垭口处一伙凿石垒渠的人群。伴随着各种敲击的繁响,一道清溪从山坳里冲出,顺着渠道滔滔汩汩地流淌下来,顿觉遍体生凉,神清气爽。于是,我也憬然惊寤了。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千年,我也随之而返回到现实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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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这祖国的母亲河,历史之河,文明之河,在她的身边,岩画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的智慧之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壤之中。“在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中,神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并不满足于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且还力图追溯到事物的根源”(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语)。那些借助于想象与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反映远古先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传说,在贺兰山岩画中有着充分的展现。
关于伏羲、女娲这两位始祖神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同时广泛流传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民间。与两位始祖神“本为兄妹”、“蛇身人首、尾部相交”等传说内容相呼应,贺兰山口一幅极为古老的岩画上也有他们的造像——人面蛇身,共同交尾于一条长蛇之上。岩刻简单、原始,早于伏羲、女娲其他画像,料应不止一两千年。
从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原是某种风俗、习惯、信仰和宗教的反映;而岩画则是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形象地记述与描绘。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海经》中有关“戎,其为人,人首三角”的记述,实际上,指的是人的头顶上的兽角装饰,贺兰山口的人面形岩画中就有这种头戴三角的装饰形象。岩画与神话互为印证,表明古代一个时期西戎族的先民曾在这一带生活过。
除了神话,巫术与岩画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原来,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人类思维的童年形态,带有巫术性的成分。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凡事皆有前兆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受着超自然的力量支配,诸如日月的升沉、四时的更替、草木的荣枯、动物的存亡、人世的生老病死、穷达休咎,背后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他们既满怀畏惧,却又不甘于任其摆布,总想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为来影响它,利用它,于是,便产生了巫术。
此间,巫术氛围浓郁,许多岩画是在巫术观念支配下凿刻出来的。专家指出,巫术孕育了绘画。文字产生之前,原始人总是通过凿刻在岩石上的画面来表达其思想、情感、愿望;岩画成为他们施行交感巫术的一种方式。而原始足印则是典型神话母题与巫术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有关于“感生神话”的记载,如说周朝始祖后稷的母亲在野外见到巨人的足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这在岩画中亦有所反映。据专家解释,所谓“践巨人足迹”云云,原生状态乃是一种生育舞蹈动作:男女相伴而舞,踏着轻盈的脚步,然后野合做爱,从而得怀身孕。贺兰山岩画就是这样表现的:在一对脚印旁边,一双男女在纵情地狂欢、跳舞、拥抱,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生育的崇拜与渴望,通过艺术形式给予“感生神话”以生动的图解和形象的印证。
在先民的心目中,岩画中的动物就是生活中的实物。因此,只要在山崖上凿刻出交媾与生殖的画面,就能实现生生不已、人畜兴旺的愿望。同样,为了扩大狩猎的战果,便在岩石上不厌其烦地制作着大量的动物图形和游猎场面。他们确信,只要把动物的形象画在山石上,有的还要用箭镞射中它,就会产生游猎预期的效果。
当事人在凿刻这些“活动变人形”之际,无比虔诚地把信仰、意志、追求一一熔铸其间。他们绝对地相信:这些画像,人物也好,动物也好,都是灵魂灌注、灵光焕发、灵气所钟的。山是灵山,人是山灵,一切都凝聚着精华,充盈着生命,饱含着祈望、寄托、情感、心血。
大块无声,山灵有语。看着这些千奇百怪的画面,也许有人会觉得它们过于粗糙、简单,甚至荒诞无稽;可是,远古的先民正是凭借着这些普通至极的线条与符号,描绘出了整个的万有世界。一如乐曲的七个音符,可说是再简单不过了,靠着它们却能谱写出情动三军、绕梁终日的万曲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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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岩画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类型。经“地衣测年法”鉴定,其制作时间始于远古狩猎时代,多数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下迄宋辽西夏末叶;系由不同的游牧人群在不同年代、按照不同的心理意向,历经近万年时间陆续刻成的。岩刻个体形象多达两万幅,最大的长十余米,最小的不过一二厘米。穷形尽相,含蕴无穷,组成了一座造型艺术的长廊。
早在公元6世纪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在《水经注》卷三中记载:“(黄)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时至今日,近一千五百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后现代时期,但在面对这古老的艺术珍品时,我仍然会由衷地感佩——正是那些无名的民间艺术家,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劳动,为后世人民留存了形象鲜明、信息丰富的精神宝藏,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古代文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高尔基说得好:“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艺术家。他无论如何处处力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美。”原始先民置身于苍苍莽莽的荒原,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拼搏中,培植了粗犷豪放的性格,也播下了真的信念、善的热望、美的追求。他们在呼啸奔逐、游牧射猎之余,当情感需要宣泄、意愿冀求表达、信息急待传递时,便一一借助形象,诉诸岩画,从而获取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达到寄托怀抱、充实生活、愉悦身心、消解疲劳的作用。
从诞生之日起,岩画就紧密地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它开创了人类艺术的先河,成为一部融汇着理智与野性、现实与幻想、宗教与艺术的心灵交响乐;同时,又是一个鲜活的解释系统,不啻一部古代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向后人昭示着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认识,彰显着热切的期求、朦胧的遐想,以至于七情六欲、感奋忧思等深层次的意蕴。原始氏族部落的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文化内涵,以及牧猎、祭祀、争战、械斗、娱舞、交媾等生活实景,都通过这一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予以形象的映现。作为古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心灵史的艺术宝藏,可以说,每一组岩画,都闪耀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灵光,承载着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既无能为力又顽强应对的痛苦抉择,记录着他们筚路蓝缕、与时共进的艰辛历程。
岩画的意蕴及其历史价值远未发掘穷尽,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解释空间。就目前所能掌握的,其生命启示、生存教益与艺术滋养,已经堪资后人永生玩味。可以说,解读岩画就是在叩启鸿蒙,等于翻检一部已经失传了的史前典籍。拨开重重的迷蒙烟雾,可以重温人类蒙昧时期的宿梦,聆听远古历史微弱的回声,探寻原始先民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以及民族文化传统根脉,透视他们与生物环境同生共存的真实景象,进而悟解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链中的恰当位置,克服诛求无厌、为所欲为的狂妄心态,真正实现回归家园、认清本源的觉醒。
人生易老,年寿有时而尽,对于时间的飞逝,现代人总是特别敏感的。几度花飞叶落,一番齿豁头秃,常使人蓦然惊悚,感慨重重。——时间峻厉无情,却也万分公正,它善于选择,并没有吞噬一切。时间,时间,在岩画面前,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时间。
王充闾,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南开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出版散文随笔集《清风白水》《何处是归程》《成功者的劫难》《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逍遥游——庄子传》等四十余部,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学术著作《诗性智慧》等;另有“王充闾作品系列”七种、“文化散文丛书”三种。散文集《春宽梦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有作品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
本篇获《黄河文学》“宁夏之美”全国散文大赛征文二等奖。
[责任编辑 白新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