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刚的《银川人》，以一组剧场式的环境肖像，通过装置、导演拍摄他身边的诸多朋友，为我们展现出此地一群时尚青年的现实生活状貌。与外地人对于他们的想象正好相反，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当代中国之外。他们跟发达地区的青年一样，崇尚流行的生活趣味，热衷于那些与时尚有关的职业与活动，追求现代化的生活品质，并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以达成对自我的最终认同。

    有关一个区域社会现实的影像描述，最重要的还是有关人群生存状态的视觉表达。作为一个回族民众聚居的自治区，宁夏一地给外地人的基本想象，即是身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居民，以及他们迥异于其它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从空间景观上来说，这一地区处于两处大片沙漠中间，背倚贺兰山脉，在外人的想象当中，亦是一个干旱狂野的不毛之地。但是，真正到过此地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这里竟是一个稻田遍野水草丰美物产富饶的所在。城市人口密集，人群成分混杂。除了本地居民，当代以来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上海、江浙、东北、北京等发达地区的三线企业工人及支边人员，成为城区居民重要的人群构成。这让宁夏一地居民与其它地区具有一种密集的沟通与交往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消费观念与生活趣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呢和急速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此地跟其它地区一样，全面进入到一个消费主义时代，显现出决不亚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景观与人文景观。

    更为有趣的是，由于既往中国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造成的身份差异与文化心理上的不自信，许多过去不发达地区都显现出一种比发达地区更为夸张奢侈的消费景观和时尚生活品味。充满大街小巷的网吧，装饰考究价格不菲的酒吧、咖啡屋，同样品质、却比发达地区昂贵许多的商品物价，极尽奢华的居民小区，跑满街头的豪华汽车，排场宏大的婚礼仪式，以及打扮极为夸饰乖张的青年男女，等等，等等。

    显然，这些地区在经济上与发达地区的同步跟进与发展，为本地住民通过生活消费观念和方式的改变来寻求文化心理上的自信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首次提出的“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理论，一个人要想获得尊崇与荣耀感，仅仅持有财富或权力是远远不够的，有了则富或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足够的证明。而这种尊荣最好的证明，就是通过炫耀性消费。这种消费包括持有昂贵的商品、住上宽大的品质优良的住房、占有世界一流的奢侈品、采取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成为时尚的优先体验者和观念的引领者，等等。

    徐立刚拍摄的就是这样一群时尚生活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引领者。有意思的是，他将这些被拍摄者放置到银川市区最具时尚感和标志性的建筑空间当中，引诱、挑逗他们尽力地展示出他们认为自己最为优秀和独特的一面：他们易装扮成的异性身份，他们健硕的体魄肌肉，他们的纹身花绣，他们时髦的服饰，他们摇曳动人的身段儿和妩媚的容颜。他们当然是在展示自己，就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繁华的大街上展示自己的明星名模一样。他们甚至比那些天天出现在电视上网络上彩印杂志上的明星更妖娆、更自信。经由这样的生活方式，经由这样的出场表演，他们走进了一帧帧精美的影像当中。他们在影像当中证明了自己，同时，这一幅幅影像也成为另一种有力的证明和炫耀：为什么人们想象当中的宁夏永远是贫瘠的土地和狂风中的黄沙？为什么人们总是以为银川不过是一个边地小镇一样的城市？为什么人们对于西北地区、特别是少数族群聚居区现实生活的认知，仍然充满了前消费主义时代的虚假想象？

《银川人》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