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艺评|王岩森：文艺批评随想
发布时间：2022/3/3 18:39:03
文艺的繁荣不只是创作的繁荣，还应包括批评的繁荣。健康的文艺创作，离不开健全的文艺批评。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批评的繁荣。于创作而言，批评的作用不仅是对作品的鉴赏、评价，更是对创作观念、方向、审美、价值的引领和传播。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批评是引导、推动文艺创作的灯火。批评的繁荣同样离不开创作的繁荣。于批评而言，创作不仅是批评鉴赏、评价、研究的对象，还是承载人生欢乐与悲伤、人性温情与美好、生命血和肉的特殊存在，更是抵达精神世界、触及作家灵魂，理解人生、思考人性的媒介、纽带。
一
文艺创作需要批评的引导。鲁迅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呐喊·自序》）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主张思想革命，以民主、科学的新文化，取代封建、专制的旧文化。视文学为改良人生、改造社会的先声，力推文学革命，以立诚的、写实的、人的、活的新文学，取代虚伪的、载道的、非人的、僵死的旧文学；以言之有物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陈独秀思想启蒙的呐喊、李大钊社会写实文学的呼号、胡适白话文学的主张、鲁迅首在“立人”的思想、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观念，直接催生了鲁迅《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阿Q正传》对国民劣根性的拷问，更由此有了五四文学“人的发见（现）”（郁达夫语），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批判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
二
文学批评需要创作的启发。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被称为“未完成的天才”的作家路翎，自1939年4月22日给胡风寄出第一封投稿信起，便成为胡风及其文学理论的忠实追随者、实践者，受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底创伤”理论的影响，先后创作了《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另一方面，路翎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不仅开拓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道路方向，而且丰富、发展、深化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
三
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是同道，更是同志；是诤友，也是畏友：相互理解、尊重，并坦诚地指出对方的不足。鲁迅和瞿秋白是互相引以为自己的“同志”的。瞿秋白极为尊重鲁迅，在自己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大先生”其文、其人有着极深的理解：“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鲁迅也对瞿秋白的为人、为文欣赏有加，不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赠瞿秋白，而且在瞿秋白就义后编选、出版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作为知己、同志，鲁迅在肯定瞿秋白的文艺理论、俄文译作“足以益人，足以传世”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其杂感“一览无余”的不足。
四
好的批评，“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鲁迅《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一方面，指出坏的，像“剜烂苹果”一样，“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一方面，奖励、鼓励好的。更为重要的，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甚至忘却的，是发现、扶植、呵护新人新作，即所谓“佳花的苗”。我们需要的批评，不是论资排辈，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对新人新作的理解之同情！如果萧红、萧军没有鲁迅的呵护，沈从文没有郁达夫、徐志摩的相助，萧乾、汪曾祺没有沈从文的引领，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必定会少了很多的精彩！
五
好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好处说好”易，“坏处说坏”难。“坏处说坏”既需要批评家的独具只眼、切中肯綮，“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也需要作家听取、接纳批评的胸襟、雅量。更需要作家、批评家对文艺的敬畏与谦卑。我们需要的批评，不是法庭的裁决，不是裁判的吹哨，而是，如切如磋——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媚俗媚雅，好处说好，坏处也说好，油滑轻浮、一味叫好，是“捧杀”；上纲上线，坏处说坏，好处也说坏，盛气凌人、居高临下，是“棒杀”。无论是捧杀，还是棒杀，都于文艺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六
好的批评，是“灵魂在杰作间的奇遇”（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创作需要天马行空的创造，批评同样需要不拘一格的创造：观念、形式、语言的创新。李健吾这样形容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路翎先生让我感到他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他有一股拙劲儿，但是，‘拙’不妨害‘冲’，有时候这两股力量合成一个，形成一个高大气势，在我们的心头盘桓。”评价沈从文的《边城》：“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付可口的良药。”既有中国传统印象批评的灵动，又不乏西方现代理性分析的深刻，因此而能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自成一体、自成一家。我们需要的批评，不是法官断案，不是裁判吹哨，而是，有“我”有“人”——批评者的性情、趣味甚至偏好，直面人生、直击人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论是周氏兄弟的评论，还是茅盾、刘西渭（李健吾）、胡风、朱光潜、孙犁、汪曾祺的评论，都是有思想有灵魂有情怀的文字，是真正的美的批评。
（来源：银川日报 2022年01月28日 版次：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