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再到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声装置”与理论话语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必然要承担更多新的使命与责任，必然要面临更多新的问题与挑战，也必然要追求更高的理想与境界。当前的文艺批评已不局限于文艺领域，而是在不断突破、融合和溢出，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已然成为一种极具包容性与综合性的“超学科”。

批评家是“手持冰镐对着冰山的人”，是倾心于“雕刻思想”的人，批评家应该拥有“卡夫卡的眼睛”（敏感、锐利、深刻），批评家应该写出带有“祝福感”与“风格化”的文字。在这里，“祝福感”是指一种包容向善的批评伦理，而“风格化”是指一种张扬个性的美学追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一再重申：批评的目标和意义不是为了指导和论定，而是为了诊断、呈现与去蔽，是为了疏导、建构与对话，是为了提供不同的视野、路径和方法；批评的本质不是指向当下、个体与特例，而是指向未来、理想与普遍；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它是变化的、生长的、创造的，它发现和激活文艺作品可能的生命力。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文艺批评要“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批评家即阿甘本所谓的“同时代的人”，他并非与时代完全契合的人，而是与时代保持着某种“断裂、错位与距离”的人；也就是说，批评家要勇于面向自己的时代、面向当下的现实、面向真实的生活发言。这就意味着，文艺批评要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切的现实指向与鲜明的价值立场，要置身于火热的“文艺现场”与“时代语境”之中，而不是拘囿于概念与书本之中；要剖析批判具体的、个别的文艺作品、文艺现象与文艺潮流，更要直面它所遭遇的全部知识与问题、时代与现实，甚或是历史的废墟与幽灵，并从中找准自己的方向与座标。

文艺批评要坚守独立性。独立性是文艺批评最重要的精神品格，没有独立性的文艺批评，没有专业性、客观性与科学性作为保障的文艺批评，都很难有建设性和说服力，都难免成为“奴性的”“屈服的”文字附庸。著名批评家李长之认为，批评的本质就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当然，文艺批评的独立性是建立在批评家丰富而鲜活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它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思维和理论精神的体现，它必然具备综合性、分析性与批判性的特征，并最终要通向理性的开放与自由。

文艺批评要追求创造性或审美性。作为一种更为高级的创造性活动，文艺批评不仅要有思想性的追求，更要有艺术性的探索，要把批评本身当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去完成，形成具有独特个人气质与语言风格的文体，做到求真、求善、求美的融合统一。思想家本雅明说：“在批评领域创造一个空间，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重新塑造一个新文类。”在本雅明看来，批评家来就是“炼金术士”，他要探寻真理，破译生命之谜，而这个真理和谜就隐藏在艺术作品中。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和艺术家一样，都是同道中人，只不过方式不同，批评家甚至比艺术家更能洞悉艺术之真与生命之谜。

总之，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具有更为丰富、更为多元的面向与内涵，它既要充分彰显批评家独有的洞察力、诊断力与想象力，更要从“个人的志业”上升为“时代的事业”，做好文艺战线的“排头兵”与“压舱石”。这样，才能守正创新、培根铸魂，才能作为“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才能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

（来源：银川日报  2022年1月28日  版次：6）